hi，我是胖胖。 历史上曾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先生曾说过——时间一直在流逝，城市依然觉察平静，而有限的生命在中国似乎微不足道，最多也就是给一些无事可做的人添点话题，或为有心人士散布流言的素材。然而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曾经那些思想敏锐的先贤所传递的清新气息已荡然无存。最近我看到一条评论：居然说年轻人不参与是因为缺乏判断，且自信这个观点终将被市场所转变。难道这些真的不值得反思吗？年轻人们正在面临着收入低、负债重、代际财富转移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，这些在赵教授的言辞中似乎完全被忽略了。月薪三千、不堪重负的三万月供、几代人共同凑出的首付、延续到六十五岁的养老计划，还有那无休无止的贷款，这些难道不是现实问题吗？看起来他在讨论年轻人问题，然而其语境中只强调了是否愿意参与，却否定了经济无法承担的这一现实。作为一名经济学家，如果把“无法支付”这一真实困境从言论中剔除，那么他所作的对于心理状态的分析也显得空中楼阁。

于是，有多少人在看到股价飙涨后争相开户，但却不知的是，一整代人选择的不再入场、不结婚、不生育、不消费、不加班，背后都是未被注意到的沉默。这种沉默仿佛在等待房价的上涨来纠正。在他眼里，市场波动似乎掩盖了人们真切的生活状态。他只看到那些资金流动的表象，却看不到为支付房贷而掏空积蓄的父母，他们带着三十年的负担，心中默默考虑着未出生孩子的未来。对于这些人来说，房子不是简单的投资工具，而是三十年的住所，是家庭的存款，是老人的保障，更是能否决定生育的底限。

不负责任的言论显而易见：年轻人不买房，反而想要通过房价的上涨来刺激他们；年轻人不生育，需要通过削减保障与增加费用来逼他们。一个是利用财富的机会，另一个则是通过生存的压力来逼迫选择。和同样毕业于厦大的创办人陈嘉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过去他的决心是宁愿卖掉企业资产来支持学校，1923年他在全球经济危机中，面对捐资的条件选择不放弃办学，他毫不犹豫地将资金用于支撑曾建立了十一年的学校。

而如今的厦大教授却劝告这一代年轻人为贷款买房，而将不愿意入场的人称为执迷，这同样是同一座校园、百年以上的文化差异。这位教授，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？在他眼中的年轻人似乎不再是拥有权利、判断力与选择权的个体，反而仅仅是被利用、被推进的资源。

教授最终说，“你不要听他的言论，而要看看他自身的举动。”那么你自己又在做什么呢？你是否也正处在这个市场中？劝别人入场的同时，自己需不需要肩负同样三十年的月供？探讨年轻人婚姻减少的原因，难道只归咎于繁琐的程序？不正是经济、房价、教育与育儿成本高，职场的不稳、社保与户籍的不合理等问题造成的？承认这些问题并非是禁忌，而是需要面对的现实。或许没有仪式感无法扭转婚姻率的趋势，年轻人的退场不是简单因为缺乏浪漫，而是因为对于存活底线的忧虑如社保、育儿成本等问题仍未被关注。

同时，把年轻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置于不顾，却热衷于定义仪式与幸福，这种做法极为越界。